焦点访谈丨长江禁渔三年多 鱼儿们过得怎么样？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应进一步深化司法机构改革，优化司法机构空间布局。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之不同，没有现成的模本可以仿效，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摘要：中国式的现代化与法治化有机融合生成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从社会属性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守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使之成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追求。可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宏阔背景下，中国式的现代化与法治化有机融合所生成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无可替代的促进功能和保障作用。一是以良法善治优化和平发展理念。现代化所呼唤的治理的革命性和全域性，必然要求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全面转向，通过法治改革推进治理革命，进而实现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根本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这便要求使法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成为支撑国家兴旺发达的强大力量。法治是治理的根本依托。除了法律所允许的法律强制性差异之外，还有一种差异，这是一种法律所不允许的差异，是一种无序的差异。
所谓二级问题是指那些可以归属于一级问题，但是本身是一级问题的亚种、具体表现形式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在上层建筑之内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第三，法律强制性的差异是一种有序的差异，是合理组织的差异而不是任意的差异。也就是说，仅仅在法律层面上讨论法律强制性，尽管是必要的，但那还是一个法律世界内的认识。
法律强制性属性不仅有利于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而且还能够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执行。因此，它们在是否具有实效方面就表现出不同。
此外，有学者甚至主张没有必要制裁每一个法律规定的违反者。然而，面对国家强制力，任何违反者都无处藏身。哈特一方面坚持法律具有强制性。周旺生、张建华主编：《立法技术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这种强制性是以整个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制裁，任何个体，甚至群体都不能也无力抗拒。(24)[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另一方面，哈特又认为，部分法律规范就不能具有强制性。法律强制性或强迫性，是违反行为人个人意愿的。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能允许存在无法适用的法律规范，不能允许没有效力的法律规范。凡属那些得到适用或经常得到适用的法律规范，它的强制性就比较明显，反之，那些很少得到适用或根本就没有适用的法律规范，我们就说它们的强制性不那么明显，甚至没有。
总之，法治建设应当是发现和解决在中国建成法治社会过程遇到的具体问题。此外，法律位阶还有助于说明，有若干法律适用于同一个案件时，这些法律之间的先后适用关系。
(35)不过，他们关注的是，强制性究竟是不是法律的基本特征。首先，这种差异是法律允许的差异，法律允许的方式可以是不同的，它既可以是公开而明确的允许，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允许，也可以是法律所默认的。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同时，它也是一种无序的差异，它并非来自人们的组织，而是来自人们认识或工作失误所造成的差异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变化无穷，法律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这种解释方法不仅约束研究者、法官、律师，同样也约束立法者，因为立法者是以将来的法律适用者可能作的理解进行立法的。
二是面向现代市场经济。(51)总之，未来法学要朝着更注重自身理论体系构建与完善发展，还要具有针对性、实践性、时代性、开放性。
而英语中的权利right本身又有正确的含义。所谓学术，顾名思义，学是指学问，术是指艺术、方法。
三、法学科学性之增进 既然法学乃是一门科学，那么每个法学研究者都应当将法学研究作为一项严肃地科学研究加以对待。法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经验世界的是或者否，而是研究应然世界的应当。
三是面向中国社会的实践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也应当像哲学一样，被认为是一门科学。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人们在总结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这就证明其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许多内容来源于人类社会经验的总结，也包含一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进程中，不论是在立法工作中对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复杂问题的回应处理，乃至对于国家重大战略的贯彻实施，法学工作者都没有旁观、没有失语，而是积极献言献策，襄助立法，参与实践，为国家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迄今为止对法学的科学性还没有形成一锤定音的共识性意见，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地全面否定法学的科学性。达尔文有句名言：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教给了方法就是教给了学生点石成金的指头。
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其基础就在于其所有的内容都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12)。而当一位法国法学家移居德国或者当一位德国法学家移居法国时，他的知识又为何物？(23)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法律是一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这种思想对《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30)哲学旨在认识客观世界，但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则充满了认识者的价值判断。
(40)在法典化的过程中，各种制度都被加以归纳、整理，其内在关联性也得到澄清，在此基础上，概念明晰、逻辑严密的严谨体系得以形成，法学的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不断得到增强。一是基本的法律概念，例如主体、权利、义务、责任等，普遍地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正如霍姆斯所言：在法律的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之人或许眼下大行其道，运用统计学之人以及经济学的行家里手则引领未来。科学要解决的是真假问题，能纳入其范围的标准是可检验性，只有客观外在于人的、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才可经验地测度，证明其存在与否。
从这个意义上，法学的科学性是需要讨论的重大的基础性问题。(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⑨ 德国自然法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把这种法学科学化的努力推向高潮。⑤参见[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
在莱布尼兹看来，几何学是由三角、圆等组合而成的，而法学则是由诉讼、允诺、买卖等要素组合而成的，两者没有本质差异。按照波普尔的看法，自然科学所探究的真理，是不可证明或证实的，但可以试错和证伪。
